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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報》新中國70年來的“共富”實踐

  稿件來源: 解放日報  |   作者:解放日報  |  攝影:  |  編輯:媒體華理組  |  訪問量:1315

日前,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研究論壇暨“歷程、經驗、啟示——新中國70年來‘共富’實踐專題研討會”在華東理工大學舉行。本次論壇由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辦,華東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中心承辦。來自中共中央黨校、中山大學、黑龍江大學、浙江師范大學,以及本市多所高校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數十人參加了研討。

精彩發言

“共富”難題與中國方案

魯品越

如何實現共同富裕?這個問題是千古難題。

唯物史觀指出,人類勞動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必要勞動,其功能是維持生存;二是剩余勞動,這本來是人類從自然界獲得的自由,其功能是實現人類的發展。然而由勞動人民創造的剩余勞動產品,立刻被剝削階級所占有。在奴隸制、封建制社會中,剩余勞動被剝削階級所占有,而異化為等級制政治權力機器,反過來壓迫人民,以進一步占有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勞動。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剩余勞動則轉化為一種經濟權力機器。

資本既愛富,也愛窮,必須在兩極分化中才能生存。資本主義發展史,就是經濟上兩極分化的發育史。資本主義國家兩極分化嚴重,不僅導致無產階級的反抗斗爭所產生的社會危機,而且必然導致由工人貧困引起的過剩性經濟危機。與此同時,資本主義通過資本輸出的全球化過程,產生了國際性兩極分化:發展中國家成為貧窮的生產國,以給資本擴張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而通過國際產業鏈、金融鏈分割發展中國家創造的剩余價值,將發達國家變成所謂中等收入占主體的、具有“橄欖形收入結構”的富裕的消費國。

中國絕不可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上述手段來緩解兩極分化。中國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這就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中國方案。

第一是增加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公共產品在社會消費結構中的比重。中國基尼系數不低,但人民沒有兩極分化那么嚴重,這是因為中國有大量的不計入基尼系數的公共資產。人們的社會消費分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私人消費,一部分是公共消費,如生態環境、治安環境、公共文化設施,以及半公共產品,如高鐵、高速公路等。這類消費是共享性消費,由此從一定范圍內消除或減少兩極分化。

第二是產業結構調整。失業是造成兩極分化的重要因素,因為不僅失業工人自身收入低,而且失業率過高,必然造成就業工資水平低。因此,增加就業是消除兩極分化的基礎。而要從根本上解決就業問題,就要實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去一補”,這是社會主義對市場的深度干預。通過“去庫存、去產能、去杠桿”來解決產能過剩引起的失業,通過“補短板”來扶持一些作為國民經濟短板的行業,這不僅能夠防止國外資本對我國經濟“卡脖子”,也可以由此增加關聯行業的擴張和發展,增加社會就業。當然,發展服務業和平臺經濟,都是擴大就業的重要舉措。

第三是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通過富裕地區與貧困地區之間“結對子”的方法,幫助貧困地區實行產業結構的變革,是我國特有的卓有成效的扶貧路子。從廣義上說,這也屬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的扶貧是“造血”式的始端供給側扶貧,而美國則是消耗型末端需求型濟貧,二者具有本質上的不同。中國方案在扶貧上的巨大成果,舉世公認。

第四是加大人力資本在整個資本結構中的比重。資本主義制度產生貧困的原因:資本本身進行擴大再生產,從而積累得越來越多;而勞動力進行的是簡單再生產,只是維持生命的生存。因此,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必須擴大老百姓需求,這就需要進行勞動力的擴大再生產,不僅物質生活水平要提高,而且要花費更多的錢培養勞動者,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勞動者素質提高了,收入也就會相應地提高。這也應當屬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因為它提高了勞動力供給的質量。

第五是在企業內部實行制度改革。比如,條件適合的企業可以實行職工持股制度,使職工不僅有勞動工資收入,也有資本股份收入,由此實現企業發展與員工收入同步增長。但是這里的股份,不是在股票市場中的股份,而是只能在特定范圍內轉讓的股份。因為,一旦職工持股成為股市中的股份,就會隨時隨地被股市上的金融波浪所吞沒。俄羅斯對國有企業進行所謂股份制私有化改革,使其以人類歷史上最快的速度將國有資產集中在少數金融寡頭手中,從而產生巨大的兩極分化。對于這個歷史教訓,務必記取。

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而在具有14億人口的大國實現共同富裕,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工程。從貧困的源頭抓起的中國方案,取得了階段性的巨大成果,其中消滅絕對貧困的扶貧脫貧,受到了聯合國的高度贊揚。然而,我們面臨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解決共同富裕這個千古難題,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歷史使命。(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資深教授)

“共富”概念的中國化演變

陳紅娟

馬克思、恩格斯曾在文章中提及共同富裕的理念,他們設想的未來社會,要最終實現使“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達到“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這種“共同富?!钡乃枷?,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主要以“共產”的概念加以表述。

新中國成立后,在合作化道路中,毛澤東較多使用的是“共富”的概念。在《毛澤東文集》中一共出現了4處關于“共同富?!钡恼撌?。第一次出現“共同富?!笔窃?955年7月31日《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這就是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于手工業、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于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我們認為只有這樣,工人和農民的聯盟才能獲得鞏固?!痹诋敃r特定的歷史語境中,“共同富?!钡摹案弧笔寝r民和工人這兩個特定階級身份所獨有的,其他階級身份的人要想富裕,首先要進行階級身份的改造。此時,共同富裕是階級身份平等中的“共富”,富裕是一個與身份相關的政治性概念,其所指的“共富”主要是特定群體即農民的富有,其表述背后是為了鞏固工農聯盟,獲得農民的支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社會上對部分人迅速致富的合理性與正當性提出疑問。在這個背景下,鄧小平提出:“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薄多囆∑轿倪x》中共同富裕出現了15次,其中4次與“不是兩極分化”“不搞兩極分化”“避免兩極分化”這樣的語詞相關聯。共同富裕不再是一個政治概念,而是經濟性概念。在這一時期,共同富裕強調的是打破均貧的格局,允許部分人、部分地區在獲得資本以后實行道義上的幫扶,即先富帶后富。這樣,有效避免了低水平“共富”導致的平均主義。此時,“共富”不再是一個對未來生活發展階段的憧憬,而是一種與格差化發展的道路相匹配的發展理念。

在新時代,共同富裕是一條堅定不移的發展道路和方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2012年12月30日,習近平在河北省考察時指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敝袊厣鐣髁x追求的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強調的是“一個也不能少”。如果說,此前共同富裕這個概念中,“富?!笔恰爸匦摹钡脑?,那么在新時代則更側重于“共同”。面對個人生活水平提升與國家強大之間的平衡性問題,人們更關注的是共享發展成果?!肮餐背蔀楸粡娬{的核心語詞,共享發展被賦義其中。在新時代的歷史方位中,“共同富?!钡膬热葜饾u呈現動態性,不僅包含收入、生活水平等物質層面的富裕,還包括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服務、居住條件、優美環境等多方面需求。

總之,“共同富?!辈皇且粋€抽象固定的政治概念,而是包含了不斷變遷的語義內容。在整個中國共產黨政治話語體系中,“共同富?!苯洑v了一個由邊緣走向中心的過程,經歷由政治訴求為主轉向政治訴求、經濟道路、文化底蘊等多層語義的復合疊加?!肮餐辉!闭Z義演變,體現了傳統理想社會憧憬在中國實現現代化實踐過程中不斷具體化、豐富化,日漸創新,獲得現代化語義的過程。(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精準扶貧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曹東勃

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部門與地方的關系、地方與地方的關系,進而探索一條區域協調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是貫穿于自上世紀50年代《論十大關系》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全面深化改革直至當下歷史進程的一條重要線索。

從條塊關系與塊塊關系的視角出發看我國目前的扶貧體系,會發現非常清晰的一縱一橫兩個維度??v向來說,就是“條”對“塊”的幫扶,亦即中央單位定點扶貧,指的是中央國家機關、中央企業與貧困地區建立的長期幫扶關系,屬于部門與地方之間的關系。這一制度設計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并在1994年頒布的“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中明確下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黨政軍機關、企事業單位開展定點扶貧,是中國特色扶貧開發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的重要體現?!睓M向而言,就是“塊”對“塊”的幫扶,亦即東西部扶貧協作,指的是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東部沿海地區與西部貧困地區結成的對口支援關系,屬于地方與地方之間的關系。這一制度設計緣起于1996年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明確了9個東部省市和4個計劃單列市與西部10省區之間對口支援關系。

在實際工作中,中央單位定點幫扶和東西部扶貧協作之間當然是緊密交織的,它們之間縱橫交錯,共同助力貧困地區脫貧攻堅。這個體系的特點有三:

其一,現行扶貧體系是由基本行政體系及其結構決定的,也是央地、條塊、塊塊三種關系深層互動的產物,是強大的中央權威動員與整合條塊力量的結果。首先,它汲取了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的經驗教訓。古代王朝多以移民、屯田、建制為主要手段開發邊疆,并有意識地安排具有經濟作物、農特產品種植和經營經驗的地方官員交流到邊疆地區異地任職。這其實也是一種定點扶貧或對口幫扶。其次,它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獨特優勢。上世紀60年代,以“三線”建設為標志的一系列政策推動下,沿海與內陸、東部與西部、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縱使相隔千山萬水,依舊建立起密切的合作關系。再次,它彰顯了中央權威。無論是中央單位還是地方政府對貧困地區的幫扶,推動這些行動主體超越空間地理約束和行政職權歸屬,建立某種固定關系的深層決定力量和初始推動力量,必然是強大的中央權威及其堅定的政治意志與深刻的歷史自覺。

其二,中央單位、條線部門有明顯的行業優勢、信息優勢,甚至有些定點扶貧本身就是部門工作的一線延伸。比如,國家林業局對滇桂黔石漠化片區貧困縣的定點幫扶,兼具靠前指揮、推動石質荒漠化治理的意圖;又如,自1992年至今定點幫扶元陽、屏邊兩縣的中信集團,在基礎設施建設和實業開發、金融投資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他們在貧困縣修鄉村公路、開機耕道、建教學樓、獎教助學,多年來也深受當地群眾歡迎。

其三,發達地區對欠發達地區的對口扶貧協作,充分激活了地方政府間要素協同、優勢互補的潛能。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一方面每年通過地方政府間的專項資金撥付、以項目制的方式向西部欠發達地區貧困縣提供財政渠道的專項支持;另一方面,也力度空前地動員社會力量投入脫貧攻堅。這樣的扶貧協作,既有利于現有行政體系下各項資源的調動配置,也有助于兩個相互獨立、經濟發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區打破原有行政區劃限制,通過“飛地經濟”合作,以發達地區之所長,拉動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

當然,這一體系在具體運行中還存在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比如,受援方的短期訴求與援助/受援機制的不匹配,扶貧資金撥付下達進度與項目實施進展之間的咬合存在斷檔缺口等。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一是要更加重視以統籌協同致力于貧困生態的改善,二是要更加重視扶貧過程中的體制機制完善、治理經驗累積,三是要更加重視增強農村集體經濟基礎和激發農村可持續發展潛能。(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黨校副校長、黨委組織部副部長、博士生導師)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共富”

邱衛東

“共同富?!笔侵袊厣鐣髁x的根本原則,也是新的歷史條件下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基本要求。面對“資本當下”與“共富理想”間的內在張力,必須澄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共富”內涵。

第一,充分發揮資本作用是走向“共富”的基本前提。從資本批判的視角出發,可以發現馬克思在根本上譴責的,并不是“幾何級般地推動整個社會財富巨量、進而促使整個社會文明巨大提升的資本力量”,而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以資本為中介所形成的沖突和對立關系。這也是為什么馬克思充分給予這個以資本為核心的商品經濟形態以充分贊譽的同時,試圖進一步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探索如何“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從而推動人類社會邁向更高文明類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當下追求“共富”的過程中,決不能因為害怕由資本擴張而來的各種沖突悖論,就斷然拒絕資本;相反,越是搞市場經濟,就越是要利用資本力量,就越是要為關涉財富生產與發展的各類生產要素在國內國際、各種所有制之間、各種產權主體之間的順暢流通提供完善的體制機制保障,并對在其中依法從事財富生產與發展的各生產主體都給予法律地位上的承認和政治地位上的認可,從而為整個社會的財富豐裕奠定堅實的基礎。

第二,有效引導駕馭資本的所有制結構是走向“共富”的根本保證。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除了要強調生產關系、特別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在實現“共富”中的作用以外,還必須在充分把握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實踐節律的基礎上,積極探索構建與世情國情相適應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

一是,對產權不易明確的公有資源(如大江大河等),實行公有制下的有償使用制,并將之納入社會監管體系。二是,對支配性部門的資源(如金融、電力、石油等戰略資源),因其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則積極探索實行公有制資本絕對控股下的股份制。三是,對于非支配性部門的資源(如各種日用品生產部門、生活服務部門、農產品加工部門的生產資料等),則可以實行多種形式的所有制。四是,對于那些創新性風險性領域,則可以采取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分攤風險與收益的混合所有制。當然,要使這種統分結合、層次多元的所有制結構得以有效運行,條件無疑非??量?,需要審慎對待。

第三,健全財富分配機制是達致“共富”的核心指向。無論是毫不動搖地利用資本手段來進行財富生產和發展,還是建立與本國國情和現代生產力要求相匹配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其根本目的都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將整個社會創造出來的財富有效復歸于廣大人民。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經濟系統本身要有一種自行理順分配關系的能力。這就需要在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前提下,始終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并不斷健全完善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機制,在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等分配過程中形成一個“確保生存發展底線并不斷抬升、追求財富積累高線又合法有序,不斷做大中間收入群體又可持續發展”的財富分配格局,最大限度將財富復歸于廣大人民。(作者為華東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副教授)

金融化背景下如何實現共富

申唯正

實現共同富裕,離不開經濟發展的時代背景。進入21世紀,金融化全方位進入我們的生活。在這一背景下,實現“共富”的實踐之路,至少需要應對一個悖論和四大困境。

一個“流動性悖論”:即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各國政府陷入了“用更大的流動性救助因流動性過剩而帶來的金融危機”?!坝昧鲃有酝炀攘鲃有浴钡慕鹑谧杂苫妒绞遣豢沙掷m的。由于釋放更大的流動性,在信用貨幣體系下必然面對如何解決“金融排斥”問題。所謂“金融排斥”,是指金融資源的配置通常會“嫌貧愛富”,更多地配置到高收入者、明星企業或被隱形擔保的國有企業中,而以低收入者、小微企業和私營企業為代表的其他群體難以獲取必要且急需的金融服務。

四大困境表現為:其一,全球資本金融與實體產業不匹配的困境。相關數據顯示,全球流動性金融資本總額是全球貿易總額的25倍以上,為實體服務的金融工具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盡管大多數人仍然在實體產業中創造勞動財富,但少數人控制的巨量金融資本操控和“綁架”了實現人類共同富裕的目標,資本金融市場的演化路徑背離了金融本質。其二,“大而不倒”的金融機構與主權政府責任不對稱的困境。從2008年金融危機可以看到,杠桿放大的收益是自己的,一旦出現了危機,風險責任卻必連帶各國政府,導致政府不得不救助,為廣大民眾謀福利的公共性政府被“大而不倒”的金融機構私向化之逐利性所綁架,并無限責任化。其三,資本金融的脫域性與主權債務的區域化困境。資本邏輯的逐利性,必然導致其在全球尋求最低的成本與最高效率的收益,于是,流動性金融資本的所謂盈利轉嫁為區域性主權政府的債務。其四,金融資產的極大富裕與精神財富的相對貧乏之困境。實現共富不僅僅是支付手段的物質財富、虛擬數字財富,更重要的是精神生活的豐富多彩和文化多元包容。但現實是,物質與金融資產的極大富裕并不必然帶來精神生活的富足。

如何超越金融化世界的貧富兩極分化,克服當代“流動性悖論”和四大困境,是新時代的世界性難題。在這方面,中國以自身的偉大實踐,超越西方國家所推行的外在性的福利資本主義、慈善扶貧等路徑,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富路徑。

其一,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模式。追求經濟的“政治與哲學”的實現,從發展經濟入手逐步消除貧困,改善和發展廣大人民群眾的民生,提供公共產品。

其二,中國特色精準扶貧政策。黨中央提倡用結對子的方法來扶貧,統一協調全國發達地區相關職能部門都參與到各地扶貧工作中,呈現出輸血和造血相結合的內生性扶貧模式,因地制宜,改善當地的產業結構,生成后發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其三,普惠金融。2015年,國務院發布《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明確提出“提高金融服務覆蓋率、金融服務可得性以及金融服務滿意度的總體目標”。尤其是2018年以來,中央為了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提高了“三農”的金融支持力度,財政部實施了普惠金融發展的專項資金預算等。中國大型金融機構的國有性質,決定了只有中國可以引導和利用金融化時代金融機構的超額利潤,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等優勢,改善農村低物質資本或低社會資本家庭居民的創業行為,帶來創業機會的公平化,從而促進惠及大眾的包容性增長。(作者為浙江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思政系副主任)

觀點集萃

“共富”實踐與價值引領

教育部思政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導師鐘明華認為,“共同富?!钡膶崿F方式問題,實際上就是如何實現經濟民主的問題?!肮餐辉!北举|是一種社會的正義,即勞動者共同享受自身活動的過程和產物的一種狀態。經濟民主是經濟活動過程與結果的合理狀態。社會主義的核心要義是價值創造者對價值分配使用具有決定作用,這一點恰恰是社會主義經濟民主的根本性內涵。我們應該從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方面來推動經濟民主的實現。從國家層面講,進一步深化改革,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從社會角度來說,企業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建立勞資利益共同體。從勞動力本身而言,應該提高權責意識,以主人翁姿態積極投入企業管理,提升自身素質與能力。

上??粕鐚W會副會長、華東理工大學兼職教授孫力提出,為解決傳統社會主義缺乏激勵機制的弊端,我們進行了改革開放。盡管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了貧富分化等問題,但它確實解決了生產力發展落后的現實問題,它的最終目標仍然是實現共同富裕。十八大以后,全面小康與精準扶貧戰略決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乃至人類社會最偉大的貢獻,它實現了發展觀與價值觀的完美融合,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按照黨中央規劃部署,明年我們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小康以后,如何處理激勵機制與共富?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深入推進制度創新;國家稅收政策發揮更積極作用;創造一種更高水平的公正文化,做出的貢獻與得到的社會福利對等。

黑龍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劉林教授認為,馬克思關注人本身,特別是提出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有助于我們理解共同富裕的內涵。人的全面發展及共同富裕,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承,同時也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視角,即通過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達到共同富裕。從人的視角來理解,“共同富?!睉摪镔|財富和精神財富。與此同時,共同富裕是動態的,因為社會發展不是靜止的。

“共富”實踐與話語構建

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李振教授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新時代我們研究共同富裕,首先要放在統攬“四個偉大”的框架下,堅持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從而實現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的價值追求?!肮餐辉!毙枰獙嵏?,也需要有前瞻性思考。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始終堅持“四個自信”,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公平、更可持續發展的共同富裕。

華東政法大學黨委教師工作部副部長趙慶寺教授認為,共同富裕的話語構建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來看:從理念角度看,比如和諧社會、共享發展的提出,更多是一種價值引領和政策性倡導。從實踐角度看,國家通過不斷完善制度設計,持續推進發展戰略;激發市場活力,解決好供應與需求、生產與分配、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系,最核心的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駕馭資本、用好資本、發揮好資本的邏輯;在社會層面,整合分歧,彌補差距,塑造心態;個人則從物質精神追求到美好生活追求,最終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

“共富”實踐與歷史啟示

教育部思政課《原理》課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黨校秦剛教授提出,實現共同富裕,要實現三大差別的縮?。菏紫仁侵械仁杖肴后w的擴大,即貧富差距的縮小。其次從城鄉角度來說,發展差距基本消除,基本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最后是區域差距縮小,達到平衡發展。從歷史過程來看,從“均貧”到“先富”,走到今天需要考慮“共富”的問題。為此,需要減少貧困,加大改善民生力度。

針對有人對民主社會主義存在的盲目崇拜,中國浦東干部學院沈斐教授認為,民主社會主義并非實現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徑,相反,它存在以下弊?。旱谝?,只顧解決眼前問題,背離了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容易蛻變為修正主義政黨,并深陷當代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中。第二,以物質生活需要替代人的其他需要,忽視了人的發展需要,導致消費社會和人成為消費機器。第三,隨著物質匱乏時代的遠去,過剩時代其實已經到來,西方社會價值觀已經自發轉向了“后物質主義”。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追求,我們應明確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區別。中國共產黨建成的全面小康社會是以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為目標,從而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了物質和社會基礎,為進一步從共同富裕走向共同發展創造了世界歷史條件。

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馬擁軍教授指出,在社會主義財富觀中,“財富”不僅包括私人財富、物質財富,而且包括公共財富、非物質財富。前者是顯而易見的,而后者很容易被忽視。如果只強調前者,就陷入了資本主義財富觀。為此,必須在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意義上來建立共同富裕的新標準,而不能只停留在私人財富和物質財富的增長上,忽視了社會財富和非物質財富特別是精神財富的增長。衡量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共富”實踐,需要堅持歷史性原則。共同富裕并非同步富裕,而是有先有后。社會主義的特點就在于它有共產主義方向,可以發揮整體優勢,統籌兼顧地向前發展,而不是像資本主義那樣沒有方向感,走到哪兒算哪兒。



  原文來源: 解放日報  |  發表時間:2019-09-19  |  作者:解放日報
  原文鏈接: https://www.shobserver.com/journal/2019-09-19/getArticle.htm?id=278776

發布日期:2019年09月20日16時4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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